拜上帝（神）在中国异端的形成

二、拜上帝教是如何产生的

道光十六年（1836年）春天，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当时，20几岁的洪秀全也来广州参加考试，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及一位充当翻译的中国人，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洪秀全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书名叫《劝世良言》。这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其作者是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是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

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从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中整章整节摘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

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劝世良言》并非是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其作者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的表述多有不准确之处。尤其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某些非常重要教义的传达上也难免有失真走样的地方。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圣神风”（圣灵）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长大，他信奉基督教后，也不能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入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所以，曾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说﹕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劝世良言》这一并不是很地道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洪秀全出生于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出人头地的渴望比富家子弟更加急切。他从15岁到35岁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他得到《劝世良言》那年是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大感兴趣，只是将其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1837年他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连40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竟几次觉得游历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病愈之后，洪秀全又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六年后再次参考仍榜上无名。他处在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此时，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其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想6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他说﹕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是真确的。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并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

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对基督教的认识，也无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又是在特殊的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此书不能与圣经原文相等）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就难免会由于对真理的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时，如能及时地遇到能进一步指引他的传教士，他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但这种机缘出现时，却为时已晚。

1847年春，洪秀全来到广州的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他施洗。但罗孝全对洪秀全所讲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实在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

这次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但这只能被他利用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难以对拜上帝教按正统基督教的标准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因此时，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这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体现出来。在组织规模上也极为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基本定型了。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回到广西桂平，此时的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被他们的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向基督教修正、重新回到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上来的机会。

这次到广西，他发现他的助手冯云山的传道工作逐渐地打开了局面，拜上帝会组织已在桂平的紫荆山区创立起来，并拥有了2000多名信众。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并迅速地膨胀。同时又对拜上帝教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使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加明显。在此间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他把上帝及其儿女同阎罗妖及妖徒鬼卒分为对的“正”、“邪”两个阵营，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著作中纯宗教说教的限制。于是，拜上帝会渐渐从单纯的宗教团体，演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在其后建立的政权中，又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

一位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它们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途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生命季刊 第33期 2005年3月   张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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